宜昌这个小镇与世隔绝，全国都在关注……
今日，《白龙岗纪事》刊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李宁撰写的影评《〈得闲谨制〉：夷陵江畔的平民抗战史诗》。
近期上映的电影《得闲谨制》，由孔笙执导、兰晓龙编剧、肖战等主演，可谓近年来国产抗战题材电影里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。
影片的故事发生在长江中上游的重镇宜昌。一群溃兵与流民溯江而上，躲进山水环抱、与世隔绝的“戈止镇”，却不料被三名误闯的日本兵打破了宁静。弹丸之地，一场荒诞而壮烈的厮杀就此展开。
另辟蹊径的抗战故事
作为上接巴蜀、下引荆襄的枢纽，宜昌在抗战时期曾转运了无数难民、经受了无数炮火，成为关乎国祚存亡的咽喉要隘。
例如，1938年秋开始的“宜昌大撤退”在极短时间内将大批物资和人员转移到抗战大后方，为持久抗战保存了星火与命脉。
《得闲谨制》的故事大致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。不过，影片没有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，而是别出心裁地虚构了一个名为“戈止”的小镇。这座深山僻壤中的小镇聚集的是以工匠莫得闲、炮兵队长肖衍为代表的一群逃亡者，他们从南京到宜昌，历经几千里的溃逃，目睹几千里的焦土，最终才开辟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避世之所。
传统抗战题材电影的特色在于宏大叙事和悲剧基调。壮阔的场面、崇高的英雄、悲壮的牺牲，是其标配。但《得闲谨制》却反其道行之，重点突出一个“小”字：小空间、小视角、小人物。同时，影片没有一味地表现历史的沉重感与严肃感，反而加入了许多诙谐、戏谑、反讽的喜剧元素，形成了笑泪交织、悲喜杂糅的风格。
小人物的慷慨壮烈
影片中，作为只愿乱世偷安的工匠，莫得闲的毕生技艺尽在营造与修补，却不得不在战火中学习毁灭与厮杀。“得闲”的名字本就寄托着对平静生活的渴求，偏偏姓“莫”，一语成谶般否定了这份奢望。当山河破碎、烽烟四起，个人的安宁注定是镜花水月。“戈止镇”终究只是飘摇中的幻梦，而日军所误认的“武镇”，才是血淋淋的现实。
当匠人莫得闲以极其偶然的方式被卷入劫难后，却激发了求生的本能与领导者的气质。在三名日军拉开屠戮大幕后，他在戈止镇的街巷中狂奔与呼喊，将敌方的构成与我方的形势和盘托出，动用所有的民间智慧去抵抗，只为给乡民们赢得一线生机。他全部的英雄主义动机，都来自于戈止镇的那片屋舍、那群邻人、那座供奉祖先灵位的老宅。
与“贪生之徒”莫得闲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炮兵队长肖衍为代表的“怕死之辈”。在肖衍眼中，莫得闲等村民是所谓手无寸铁的“死老百姓”，但他带领的一群散兵游勇却是村民们眼中窝囊无能的“渣兵”。他们最熟悉的不是上阵杀敌，而是如何在战火中退缩求生。直至受到莫得闲的精神触动，眼见家园尽毁，肖衍才在绝境中找回了军人的血性与担当。最终，他与战友们从滑稽可笑的“逃兵”成长为慷慨赴死的英雄，书写了最壮烈的人生终章。
正是这些小人物的绝地反击，完成了他们自身的英雄弧光，也写就了一部平民的壮烈史诗。影片借这群平凡人的崇高，重新叩问了英雄主义的本源。英雄主义并非一种天性，而是绝境中生长出来的血性之花。莫得闲与肖衍的携手，隐喻着军民同心、摒弃隔阂方能死地求生。影片褪去了传统英雄叙事过于浪漫化、超越性的光环，在这群小人物守护家园的朴素愿望找到了英雄主义最真切的来路。
荒诞谐谑中的家国情怀
《得闲谨制》中桃源世界的营造，以及“误闯戈止镇”的情节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与荒诞性。片中许多人物的行为举止，也多有疯癫与乖张，在严肃沉重的战争情境中显得多少有些悖谬。
然而，恰恰是这种荒诞叙事与疯癫行为，反而照见了历史中最残酷的真实。影片借助这种看似悖谬的叙事姿态，穿透历史的表象，抵达一段民族记忆的深处，完成了一则寓言式的书写。
片中，戈止镇村民以粪叉、菜刀、锄头等农耕时代的日常器具迎击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侵略者。这场力量对比悬殊、过程宛若儿戏的战斗，以许多游戏化、漫画式的热血场景，撕下了现代战争理性与科技的文明伪装，揭露出其最原始、最粗暴、最野蛮的内核。日本士兵大河原反复用滑稽的中文口音诵读着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，文明的虚伪面具之下是战争本身彻头彻尾的非理性、非正义本质。
正是在对战争残酷本质的揭露中，创作者冷峻地剖析着复杂幽微的国民性，也炽热地讴歌着那些源于匹夫之责的决绝勇气。戈止镇这方寸之地的生死搏杀，由此成为全民抗战的浓缩，也成为一则生动的家国同构的历史寓言。而那位在战火中身背祖先灵牌、言行似痴似狂的太爷，也化身为家族记忆与民族传统最固执的守护者。
影片结尾，莫得闲与肖衍等人在倾颓老宅中的最后一战，极具象征意味：侵略者的炮火可以摧毁砖墙瓦砾，却无法击垮那根始终屹立的屋梁。守护家园即捍卫国土，而万千平凡的民众，正是托举历史、传承族魂的不朽脊梁。
作者简介
李宁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艺术理论、影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，在《文艺研究》《当代电影》《电影艺术》《当代文坛》《艺术评论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。
编辑：孙红亚
二审：万龙云
三审：李玉林